“有人说，现在企业困难了，还搞不搞超低排放？我的回答就是：方向不变、力度不减。”生态环境部总工程师刘炳江表示，回顾前十年钢铁行业绿色高质量转型的经验，可以归纳为“扶优汰劣”四个字，这个政策将会持续坚持下去。

刘炳江表示，大气污染治理工作为钢铁行业提质增效提供了有效助力。钢铁行业是国家改善空气质量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，近年来，通过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、实施差别化管理政策、大力开展超低排放改造、推广应用节能减排技术等措施，我国钢铁行业整体能耗和污染物排放量大幅下降，钢铁集中区域空气质量明显改善，产业集中度得到大幅提升，并且激发了钢铁企业绿色转型的内生动力。

不过，刘炳江也注意到，去年下半年开始，钢铁行业下游市场需求明显下降，供需失衡矛盾突显，企业亏损面扩大，企业之间的绿色发展水平和环保成本差距却在拉大。

“众所周知，超低排放后大气污染物排放量可大幅下降60%—80%，但吨钢生产成本要增加几十元到上百元（不包括历史欠账增加的成本）。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下，如果不能‘一碗水端平’，很可能再现‘劣币驱逐良币’，这种不公平现象我们要极力避免。”他强调，这时候更需要发挥国家的政策引导，按照有保有压、扶优汰劣原则，完善有利于绿色低碳发展的差别电价、环境管理等政策，对企业分类施策，实施差异化管控。要充分释放工艺装备、环保绩效、能效水平高的先进产能，压减低效、落后、高排放产能，实现钢铁行业稳增长、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和环境空气质量持续改善多赢。

据中国钢铁工业协会提供的数据显示，截至7月7日，已有89家企业完成超低排放改造和评估监测公示。其中64家企业完成全过程超低排放改造公示，覆盖钢产能3.26亿吨。25家企业完成部分超低排放改造公示，钢产能1.12亿吨。目前还有48家企业正在进行公示前专家审核和企业进一步完善与整改进程中。钢铁超低排放改造累计拉动社会有效投资约2000多亿元。

南京南钢钢铁联合有限公司近日顺利通过全工序、全流程超低排放验收审核，并在中国钢铁工业协会网站公示。

近日，国家发改委、工信部等5部门联合发布了《工业重点领域能效标杆水平和基准水平（2023年版）》，钢铁超低排放改造列入国家“十四五”102项重大工程，纳入污染防治攻坚战考核。

“全行业应保持战略定力，持续推动钢铁行业绿色高质量发展。”刘炳江透露，钢铁行业仍然是违法违规高发行业。今年年初以来，在生态环境部监督帮扶企业中，有多家钢企存在未安装或不正常运行污染治理设施、超标排放、偷排偷放、生产台账和监测数据弄虚作假等多个突出问题，影响环境治理和应急减排成效。

他指出，钢企在超低排放改造过程中要在力求“四真”（企业领导真重视、资金真投入、实施真工程、管理水平真提升），做到“四要四不要”（要成熟可靠技术、不要鱼目混珠，要统筹减污降碳、不要治标不治本，要时间服从质量、不要欲速不达，要扶优汰劣、不要劣币驱逐良币）的基础上，全面梳理管理薄弱环节，特别要加强对环保设施、污染源监测设备的安装、运维管理，做到自证清白，不要认为交给第三方机构管理就可以“万事大吉”。

“我们认真分析，没有一家超低排放企业吨钢能耗增加，而大气污染物排放量却大幅下降，大气污染治理设施经得起历史检验。这是节能减排、减污降碳的重大举措。”刘炳江表示。

针对实施超低排放会增加能耗，会不会不利于减污降碳协同的疑问，刘炳江认为，把钢铁行业超低排放简单等同于末端治理的认识是片面的。钢铁行业超低排放改造是全流程、全环节、全方位的改造，强调的是综合治理、系统治理、源头治理，为很多节能减排降碳技术提供了应用场景。如低碳冶金技术已在宝武、鞍钢、河钢、建龙等钢铁企业成功应用，机械化料场、干熄焦、烧结机头烟气循环、高炉炉顶均压煤气回收、低氮燃烧等技术得到推广应用。

他介绍，测算结果显示，超低排放实施有组织脱硫脱硝改造增加的碳排放极其有限，仅占钢铁企业碳排放的2%。而超低排放强调的源头控制措施、治理设施与生产设施同步运行等精细化管理措施，以及清洁运输改造，不仅可抵消有组织排放治理增加的碳排放，还可协同减少1%—2%的碳排放量。同时，超低排放倒逼落后产能淘汰、装备水平升级的协同减污降碳效果更为明显。2020年以来，我国淘汰落后钢铁产能减少碳排放约0.2亿吨；以碳排放最高的高炉工序为例，2000多立方米的大高炉相比小高炉燃料比、电耗等明显降低，吨钢减少碳排放约60千克。

“温室气体与大气污染物‘同根、同源、同过程’ ，超低排放不仅是单纯末端治理，更是一场全方位的绿色革命，下一步仍应突出重点、稳中求进，高标准推进超低排放改造，实现精准治污、科学治污、依法治污。”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院长范铁军亦表示。

据了解，全球钢铁碳排放量占全球能源系统排放量的7%左右，其中，中国占比超过60%。中国钢铁行业碳排放量占全国碳排放总量的15%左右。

据介绍，我国钢铁行业碳排放现状呈现能源资源禀赋、产量大、企业数量多、碳排放机理复杂四个特征，在能源资源禀赋方面，高—转长流程工艺结构占主导地位，能源结构高碳化，煤、焦炭占能源投入近90% ；在产量大方面，粗钢产量占世界总产量一半，2020年占比57% ；在企业数量多方面，具有冶炼能力企业达400多家，且结构、水平差异大；此外，碳排放机理复杂，涉及能源燃烧排放、工业生产过程排放、电力和热力消耗所对应的间接排放等多种碳排放机理。

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党委书记、执行会长何文波表示，能效提升被视为实现碳减排最重要、最经济、最直接的路径。2022年12月，钢铁行业“能效标杆三年行动方案”正式启动，极致能效工程进入了实质性实施阶段。目前，已经有21家钢铁企业申报进入标杆企业名单，涉及1.8亿吨产能。第二批申报正在进行，报名的企业越来越多。

“从近年来的工作成效看，我国钢铁行业吨钢综合能耗逐年下降，主要生产工序能耗逐渐降低。不过，钢铁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，目前仍然有较大压力。”在范铁军看来，大多数行业企业仍处于低碳发展初级阶段。

对此，工信部节能与综合利用司副司长丁志军表示，工信部高度重视钢铁等重点行业的节能与绿色低碳转型，始终坚持节能优先，把节能提效作为最直接、最经济、最有效的降碳举措，加快推进高质量发展。下一步，将继续落实《工业能效提升行动计划》，在钢铁行业节能和能效提升方面，着重开展三方面工作：一是以先进节能技术推广应用为抓手，发布工业和信息化领域节能降碳技术装备目录，推进技术节能；二是以加强能效对标达标为关键，持续开展能效“领跑者”企业和绿色工厂建设，推进管理节能；三是以用能清洁低碳转型为导向，加快工业绿色微电网建设，提升工业用能电气化水平，推动结构节能。

技术进步是钢铁工业能效提升的不竭动力，是实现节能降碳目标的重中之重。

范铁军表示，碳中和是一项复杂、长期和系统性的工程，不是简单的节能环保问题，是发展方式的新变革，需要在冶炼技术、生产原料、配套设施等诸多方面对原有生产方式进行革新。其中，包括钢铁企业需跨区域联动，实现多区或跨区碳中和的可能；实现传统工艺革新，从由高炉—转炉流程转向电弧炉短流程、在冶炼过程中使用可再生能源；针对钢铁生产特点开发应用CCUS技术等。

《工业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》也提出，到2030年，富氢碳循环高炉冶炼、氢基竖炉直接还原铁、碳捕集利用封存等技术取得突破应用，短流程炼钢占比达20%以上。

国家发改委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司处长熊哲指出，国家发改委接下来也将继续组织实施节能降碳重大项目，通过中央预算内投资加大支持力度。同时，加快节能降碳先进技术研发推广。推进钢铁绿色制造体系建设，有序引导电炉、短流程炼钢发展，加强低碳、零碳、负碳技术研发推广，深入研究钢铁行业节能降碳技术发展路线图。